625億美元順差去哪了？台灣賺進世界的錢，為什麼又往海外走

經常帳由四個主要部分組成。

第一是商品貿易。2026年第一季商品貿易順差580.1億美元，較上年同期增加309.7億美元；央行指出，主要原因是新興科技應用需求熱絡、出口擴增。^[1] 這是整體順差最大的來源。

第二是服務收支。第一季逆差34.2億美元，較上年同期擴大3.5億美元，央行說明主要與旅行支出增加有關。^[1] 台灣人出國旅遊、購買境外運輸或數位服務，都可能讓服務帳呈現支出。

第三是初次所得。第一季順差92.2億美元，較上年同期增加23.6億美元，主要是居民對外直接投資所得收入增加。^[1] 這提醒我們，台灣的海外工廠、企業與金融資產已形成另一條收入來源；順差不只來自貨櫃船上的商品。

第四是二次所得。第一季逆差12.7億美元，包含工作者匯款與不帶對價的移轉。^[1]

四本帳相加，才得到625.3億美元。它不是政府收到的稅，也不是出口商共同放在央行的一筆現金。它是台灣居民、企業、金融機構與政府對外交易後的總體淨額。

理解經常帳最有用的框架，不是「出口減進口」而已，而是國民儲蓄減國內投資。

一個經濟體當期生產的所得，若沒有全部用於消費與國內投資，剩餘部分就是對外淨貸出；在國際收支上，通常表現為經常帳順差與金融資產淨增加。IMF在2026年討論全球失衡時，再次把儲蓄—投資框架列為診斷經常帳的核心。^[3][4]

這個恆等關係不代表每一個出口商都把盈餘拿去買海外債券，也不代表每一筆海外投資都能追到某一個貨品順差。它描述的是全體經濟加總後的對應關係。

家庭可能把所得存進銀行或買保單；銀行與保險公司把部分資金投資國外債券；企業把盈餘用於海外設廠、併購或存款；出口商提供海外客戶較長的付款期，形成貿易授信。每個人的選擇不同，加總後卻會讓台灣的對外資產增加。

因此，經常帳順差很大，通常不只是「出口很強」，也代表國內儲蓄相對於國內投資更多。

第一季625.3億美元順差比上年同期增加328.4億美元，幾乎翻倍；其中商品貿易順差增加309.7億美元，是主要來源。^[1]

主計總處的GDP資料提供相同背景。第一季實質商品與服務輸出年增35.76%，製造業年增26.18%，主要由半導體、電腦、電子與光學產品推動。^[5] 財政部後續公布，上半年出口年增47.1%，AI與資通訊相關需求延續。^[6]

這表示第一季順差擴大首先是一個產業與週期現象：全球大量建置AI基礎設施，台灣位在硬體供應鏈核心，出口收入快速增加。

但出口增加不會自動等於國內投資同比例增加。企業可能已擴產，也可能因土地、電力、人才、法規或客戶在地化要求，把新增投資放在海外；金融機構也可能因本地可投資標的、期限結構與風險需求，把資金配置到國外。

順差因此同時包含兩個訊息：台灣非常會對世界生產，也可能仍有一部分所得沒有轉成同等規模的國內需求。

央行把第一季金融帳拆成四部分。^[1]

直接投資淨資產增加73.7億美元。 居民對外直接投資淨增加100.1億美元，外資來台直接投資淨增加26.4億美元。兩者相減後，台灣在直接投資項目上增加對外淨資產。

證券投資淨資產增加415.1億美元。 其中居民對外證券投資淨增加161.7億美元，主要是銀行增持國外債券、民間部門增持國外股權證券；非居民證券投資淨減少253.4億美元，主要反映外資減持台股。^[1]

衍生金融商品淨資產減少2.3億美元。 這部分與其他金融機構收取衍生商品處分利益有關。^[1]

其他投資淨資產增加162.2億美元。 主要是其他民間部門的國外存款與貿易授信增加。^[1]

四項加總，金融帳淨資產增加648.6億美元。這不是一群人同一天把錢匯往同一個地方，而是不同部門依投資、避險、營運與資金管理需求，調整跨境資產與負債的結果。

把整個金融帳叫作「資金外逃」會誤導。外逃暗示恐慌、不可逆與對本地失去信心；實際上，金融帳也可能反映出口商的正常授信、企業海外布局、金融機構資產配置，以及外資自行調整台股部位。要判斷風險，必須往下看工具、期限、幣別、流動性與交易動機。

對外資產可以帶來收入與分散。

第一季初次所得順差92.2億美元，就是海外投資產生收入的直接證據。^[1] 台灣企業在海外設廠，可以接近客戶、避開部分貿易障礙；金融機構持有外國債券與股權，能取得國內市場沒有的標的與期限；家庭透過基金、保單與退休資產，也能分散單一市場風險。

但海外資產不等於沒有風險。

債券有利率與信用風險，股票有估值風險，外幣資產與新台幣負債之間有匯率風險，海外工廠則有政治、關稅、營運與法規風險。資產規模愈大，風險管理、避險成本與流動性安排愈重要。

所以，順差國不是把風險消掉，而是把部分國內需求不足或投資限制，轉換成對世界資產價格、匯率與制度的曝險。

經常帳與金融帳是「一段期間的流量」；國際投資部位則是「某個時間點的存量」。把兩者混在一起，很容易得到錯誤結論。

央行公布，2025年底台灣對外資產3.267兆美元，較前一年增加2,757億美元；對外負債1.9174兆美元，增加4,384億美元。相減後，對外淨資產為1.3496兆美元，較前一年減少1,626億美元，仍是全球第六大淨債權經濟體。^[2]

為什麼資產增加，淨資產反而下降？

央行指出，對外負債大增主要來自外資持有台灣股票的估值上升。^[2] 台股上漲時，外國投資人持有的台灣股權市值變高；在國際投資部位上，這會增加台灣的對外負債。這不是台灣在當年借了同樣多的新債，也不代表現金當期流出。

同樣地，居民持有的海外股票與債券上漲，也會提高對外資產。國際投資部位會同時受到交易、匯率、股價與其他估值調整影響。

淨部位很大，代表台灣整體擁有厚實的外部資產緩衝；淨部位下降，則提醒我們不能只看一個總額宣布安全或危險。

經常帳順差本身沒有固定的道德符號。

如果順差來自高生產力企業、人口老化下的合理儲蓄、具競爭力出口與成功的海外投資，它可以增加國家財富與危機緩衝。台灣在AI供應鏈取得收入、海外投資又帶回所得，正是其中一部分。

但如果順差同時反映家庭不敢消費、社會安全網不足、國內投資報酬受基礎設施與制度瓶頸壓抑，或企業找不到足夠的本地機會，那麼順差也可能是未完成投資的影子。

IMF提醒，判斷失衡不能只看匯率或雙邊貿易，要檢查儲蓄、投資、財政、人口、政策與外部資產負債表。^[3][4] 同一個順差比例，在一個為退休做準備的成熟經濟體，與一個壓低消費、限制資本配置的經濟體，政策含義完全不同。

因此，台灣需要的不是「順差愈大愈好」或「順差就是剝削內需」的口號，而是一份來源診斷。

第一季商品順差580.1億美元，服務收支卻逆差34.2億美元。^[1]

旅行支出增加是央行點出的主要原因。這反映台灣家庭與企業有能力購買海外旅遊與服務，也說明台灣的外部競爭力高度集中在貨品與製造，服務出口的抵銷能力相對有限。

這不代表應限制出國旅遊。消費選擇本身不是政策錯誤。

真正值得問的是，台灣能否輸出更多高價值服務：軟體、雲端、工程、醫療、設計、金融、教育、內容、維修與專業顧問。若商品順差賺來的收入，能支持國內服務業提高生產力並進入海外市場，順差才會從單一硬體優勢變成更廣的國際收入來源。

服務帳也是一面鏡子。它告訴台灣，世界願意買我們的晶片與伺服器，但在許多無形產品上，我們仍是淨買方。

既然順差等於儲蓄高於投資，最直覺的政策是「多投資」。

方向可能正確，方法卻不能只追金額。

如果政府為了讓數字下降，倉促推動沒有需求的建設，或用補貼創造低效率產能，資源會被固定在錯誤用途；如果企業因資金便宜而擴張沒有競爭力的產品，投資增加只會延後認列損失。IMF也強調，產業與貿易政策對經常帳的效果取決於是否提高整體生產力；錯置資源可能讓投資與消費更弱，反而維持大順差。^[3][4]

高品質國內投資應改善未來的生產能力或生活能力：電網、數位與交通基礎設施，研發、軟體、人才與照顧體系，住宅與都市更新，以及能讓企業擴大服務出口的制度。

衡量標準不是「花掉多少儲蓄」，而是投資是否提高生產力、降低未來成本、擴大選擇並形成可持續收入。

企業不是因為愛海外才一定把錢送出去。很多時候，海外投資是客戶、關稅、土地、能源、人才與市場規模共同決定的結果。

政府能做的，不是命令資金回家，而是讓更多好投資在台灣變得可行。

第一，降低基礎設施不確定性。電力、用地、用水、網路與交通若缺乏可預測的容量與時程，再高的預期報酬也可能被延誤風險吃掉。

第二，提高人力與服務供給。技術人才、照顧服務、住宅與移動成本會影響企業能否在本地擴張；投資環境不只是一張租稅優惠表。

第三，改善非科技部門生產力。若所有高報酬投資都集中在半導體與AI硬體，其他儲蓄自然會尋找海外資產。讓軟體、醫療、專業服務、能源與高值製造出現更多可投資標的，才是真正的再平衡。

第四，強化社會安全網。家庭若對退休、醫療、失業與照顧高度不安，會提高預防性儲蓄。合理的保障可能讓家庭更敢消費與投資自己；這是機制推論，具體效果仍需依台灣資料評估。

對企業財務主管而言，跨境資產至少要拆四層。

幣別：收入與負債是否同幣？匯率變動會不會侵蝕毛利或資本？

期限：短期付款需要的現金，是否被放進長天期或波動大的資產？

流動性：市場壓力出現時，資產能否在不大幅折價下變現？

司法與地緣位置：資產位在哪個法域，是否面臨制裁、資本管制、稅務或政策變化？

對銀行、保險與基金而言，還要看利率敏感度、避險成本與擔保品需求。對出口商而言，貿易授信增加可能支持客戶，也可能把信用風險留在自己帳上。

「台灣有1.3496兆美元對外淨資產」是宏觀緩衝，不是每一家機構都安全的保證。總體淨值可以很厚，個別資產負債表仍可能因幣別、期限或流動性錯配受傷。

625.3億美元經常帳順差，首先證明台灣在AI硬體與出口市場擁有非常強的賺取外匯能力。648.6億美元金融帳淨資產增加，則顯示這些淨收入如何透過各種工具轉成對外資產。兩者是一體兩面，不是錢憑空消失。

台灣也因此累積了全球第六大的對外淨資產部位。這是重要安全墊，可以產生所得、分散市場並在危機時提供選項。

但順差不該只被當作國際競賽的獎牌。

它還列出三項待辦：國內有哪些具生產力的投資因瓶頸沒有發生？服務業何時能從淨買方變成更強的出口者？龐大的海外資產如何管理匯率、利率、流動性與地緣風險？

真正成熟的順差國，不是把每一美元都留在國內，也不是讓每一美元自動流向海外，而是確保資金有足夠多高品質、可承擔、能提高未來能力的選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