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失的座位：北京如何一場一場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

2026 年 5 月，一場原訂在尚比亞舉行的國際人權大會，在開幕前幾天無預警取消。

RightsCon 是全球數位人權界規模最大的年度盛會，議題涵蓋網路審查、電子監控與網路戰——恰恰是威權政府最不願被攤在陽光下的東西。主辦方、總部設於紐約的公民團體 Access Now 表示，尚比亞官員通知他們，尚比亞政府受到中國施壓，要求排除「高風險社群」在場內與線上的參與，其中明確點名台灣參與者 ^[1]。

尚比亞與中國關係深厚，這個礦產豐富的南部非洲國家，經濟命脈很大一部分繫於中國的採礦利益。當「排除台灣人」成為辦會的先決條件，Access Now 選擇了整場取消，而非把台灣人趕出去。

台灣數位發展部部長林宜敬說，這場取消恰恰暴露了北京對「台灣與 RightsCon 所代表的自由、民主與法治理念」的不安 ^[1][2]。

這不只是單一會議被取消的新聞。它讓人看見一項運作數十年、而且愈收愈緊的工程：北京如何一場一場、一格一格，把台灣的國際座位收走。

過去談台灣的國際孤立，焦點多半落在聯合國體系內的政府間組織。那裡的排除最赤裸，也最制度化。

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 是最鮮明的例子。2009 至 2016 年，台灣曾以「中華台北」名義、以觀察員身分有限度地出席世界衛生大會（WHA）。但 2016 年民進黨政府上台、兩岸關係轉冷後，這扇門被關上。2025 年 5 月，WHA 連續第九年未將台灣參與案列入議程；在中國與巴基斯坦帶頭反對下，提案再度被擋 ^[3]。全程沒有任何西方主要國家具名替台灣發言，美國也讓自己的席位空著。 為台灣說話的，是貝里斯、聖文森等僅存的少數邦交國 ^[3]。

國際民航組織（ICAO） 是另一格。台灣是全球第 11 大航空市場，台北飛航情報區（Taipei FIR）2024 年服務近 164 萬架次航班 ^[4][5]。然而 2016 年後，台灣連以訪客身分列席 ICAO 大會的機會都被取消。2025 年 9 月在蒙特婁登場的第 42 屆 ICAO 大會，台灣依舊被拒門外——即便北京單方面啟用 M503 航路第三段擴延、直接牽動台海空域安全，台灣有時連 ICAO 的技術資訊都拿不到 ^[4][5]。

一個被排除在全球航安協調機制外的飛航情報區，管理著東亞最繁忙的空域之一。這不只是台灣的委屈，更是全球航空安全的破口 ^[5]。

國際刑警組織（Interpol） 則是第三格。台灣自 1964 年起以警政署名義為 Interpol 正式會員，卻在 198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時被逐出。此後三十餘年，北京持續以「一中原則」與各種政治理由，確保台灣連觀察員身分都拿不到——2024 年 11 月在格拉斯哥舉行的第 92 屆 Interpol 大會，台灣再度被擋 ^[6]。結果是，跨國詐騙、人口販運、恐怖主義的即時情資，台灣時常被排除在共享網絡之外。美國國會為此在第 119 屆國會提出《台灣國際刑警組織背書與納入法案》（H.R.6262），要求行政部門協助台灣爭取觀察員地位 ^[7]。

真正值得警覺的變化，是排除的「縱深」正在往民間延伸。過去被視為相對自由、不受一中政治綁架的公民社會論壇、學術會議、NGO 場域，如今也成了施壓標的。RightsCon 尚比亞事件之所以刺眼，正因為它不是聯合國體系的政府間組織，而是一個由民間團體主辦、以技術與人權為核心的公民空間。當這類「非官方參與」的空間也開始被一格一格收走，台灣賴以維繫國際連結的最後幾條非正式管道，正被系統性地擠壓。

排除有時不需要一場投票，只需要門口一名警衛。

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近年多次拒絕持中華民國護照的台灣人入內——有旅客只是想參加每日公眾導覽，卻被告知「規定改了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」；有台灣教授帶學生想旁聽人權理事會公開議程，被以證件不受承認為由擋下 ^[9]。更具體的是，2024 年 WHA 期間，中央社記者遭聯合國拒發採訪證，理由是他們持台灣護照——聯合國方面甚至要求台灣記者出示「中國護照」才能採訪 ^[9]。

這套操作的法理基礎，是北京對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的擴張詮釋。1971 年的第 2758 號決議只處理了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」由誰行使的問題，決議文本從未提及台灣、也未認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^[8]。但北京數十年來反覆把這份決議與「一中原則」綁在一起，塑造成一道彷彿具有國際法效力的門檻，據此要求各國與國際組織把台灣人擋在門外 ^[8]。

德國馬歇爾基金會（GMF）指出，北京對第 2758 號決議的「扭曲」，才是限制台灣進入聯合國體系的真正工具——它把一個程序性的代表權問題，偷換成對台灣主權地位的定論 ^[8]。

人權組織 ARTICLE 19 則把這類延伸到境外、針對台灣人與台灣議題的施壓，界定為一種「跨國鎮壓」（transnational repression）：從施壓第三國取消簽證、拒絕入境，到干擾台灣人參與國際會議 ^[14]。RightsCon 尚比亞事件，正是這條光譜上最新、也最典型的一格。

同一組事實，可以讀出兩個方向相反的結論。這正是這個題目最需要誠實面對的地方。

第一種讀法：台灣正被實質孤立，可用空間逐格收窄。

從冷冰冰的席位數字看，趨勢確實不利。自習近平掌權以來，承認台北的國家數目近乎腰斬 ^[11]。蔡英文八年任內，台灣流失 10 個邦交國，其中五個在拉丁美洲、三個在太平洋 ^[11]。到 2024 年賴清德上任時，邦交國只剩 12 個 ^[11]。政府間組織的門一扇扇關上，如今連民間論壇、學術場域、乃至日內瓦的一場導覽都設起門檻。按這條線外推，台灣的「非官方參與」空間會被壓到只剩象徵性的縫隙——這是推測，信心中等：趨勢明確，但北京施壓的邊際效益是否遞減，仍有變數。

第二種讀法：壓迫反而凝聚了同情與支持。

但席位不是唯一的計分板。RightsCon 的結局，是主辦方寧可取消整場大會，也不願配合排除台灣——這本身就是一種聲援。ICAO 與 Interpol 的排除，換來美國國會跨黨派提案與具名連署 ^[7]；WHA 的年復一年封殺，讓台灣的缺席本身成了民主陣營反覆援引的道德案例。2024 年台灣遭遇 25 年來最大地震時，超過 80 個國家表達關切與支持 ^[10]。當台灣的聲音在正式外交場合被壓制，海外台僑與公民社會網絡反而在體制外撐開了新的公共空間 ^[10]。按這條線看，北京每收走一個座位，都在為台灣製造一批新的同情者——這同樣是推測，信心中等。

務實地說，兩種讀法都對，只是計分的單位不同。論正式席位，台灣在退；論國際同情與理念相近國家的政治動員，台灣在進。 真正的問題是：這兩條曲線何時、以何種形式交會，決定台灣最終落在「被孤立」還是「被聲援」的哪一端。

這裡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風險：同情不等於行動。80 國對地震的關切、國會的一封連署信、主辦方取消一場大會的義氣，都是善意的表態；但表態能否轉化為讓台灣重返會場、共享情資、簽署協定的實質參與，是另一回事。北京很清楚這一點——它願意承受「壓迫者」的道德罵名，換取台灣在制度層面持續缺席的實利。北京押注的是：世界對台灣的同情，終究比不上各國對得罪中國的顧忌。 台灣反制的成敗，正繫於能不能把這道「同情與行動之間的落差」一點一點補起來。

面對「集中式」的封鎖，台灣的反制邏輯正轉向「去中心化」——不再執著於奪回某一個正式席位，而是把支持分散成許多難以被一次剷除的節點。

過境外交 是傳統但仍關鍵的一手。台灣總統出訪邦交國途中過境美國，長期是華府對台政策中低調而穩定的一環，並受《台灣旅行法》鼓勵 ^[12]。2025 年 7 月，據報川普政府一度以避免影響美中貿易談判為由，拒絕賴清德總統過境紐約 ^[12]。此舉隨即引來國會反彈：眾院外委會首席議員 Meeks、對中特別委員會首席議員 Krishnamoorthi 與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 Stanton 聯名致函國務卿魯比歐，稱這是「與慣例的重大背離」，會向北京發出「我們願意在核心戰略利益上讓步」的危險訊號 ^[12]。這場風波本身，就示範了台灣議題如何在美國政治體系內自動觸發一組友台反應。

國會友台網絡 是第二層。從 ICAO 到 Interpol，美國國會近年密集以決議、法案、公開信替台灣的國際參與背書 ^[7][4]。這些動作未必能立刻讓台灣重返會場，但它們把「台灣的國際空間」制度化為華府兩黨少數仍有共識的議題之一，形成一種難以被北京逐一擊破的政治慣性。

數位外交 是最具台灣特色的一層。前數位發展部長唐鳳（Audrey Tang）推動的 vTaiwan 審議式民主、Polis 協作工具與總統盃黑客松，已吸引 34 個國家參與，成為台灣輸出的「軟性連結」 ^[13]。唐鳳那句「沒有一個民主是孤島，台灣也不是」，點出了這套策略的核心：當正式席位被封鎖，就用開放、透明與公民協作的技術網絡，繞過守門人，直接與各國公民社會相連 ^[13]。這類連結不設在會員名冊上，也就更難被一紙一中原則抹掉。

北京的封鎖是「集中式」的——攻下一個守門人（一國政府、一個組織秘書處），就能關上一整扇門。台灣的反制則刻意「去中心化」——把賭注分散到國會、公民團體、學術社群與技術網絡，讓對手沒有單一節點可以一次癱瘓。

這場座位爭奪戰，常被當成純粹的外交議題。但它的漣漪，早已漫過政府大樓的圍牆。

國家視角。 對台北而言，關鍵在於把「防守正式邦交」與「進攻非正式連結」兩條線分開經營。賴政府上任後守住 12 個邦交國、未再失守，證明失血可以止住 ^[11]；但真正的增長點在體制外——國會友台、公民社會、數位網絡。國家該投資的，是讓這些分散節點彼此串連、相互強化，而非把有限資源全押在難以撼動的政府間組織上。這是判斷，非定論：去中心化策略的韌性尚未經歷一次真正的系統性打壓考驗。

產業中介視角。 航空、衛生、金融科技等高度倚賴國際標準與情資共享的產業，最直接承受排除的代價。台灣被擋在 ICAO 之外，等於在全球航安協調桌上缺席，相關業者、航空公司與其背後的產業公協會，必須自行透過雙邊管道、外國夥伴或民間國際組織補上這道資訊落差 ^[4][5]。這些產業中介組織——公協會、標準機構、產業聯盟——正逐漸成為台灣非官方參與的關鍵載體，也因此更容易成為北京下一波施壓的目標。

中小企業與專業社群視角。 這一層最容易被忽略，卻可能最切身。台灣的中小企業、學術研究者、專業工作者，愈來愈頻繁地參與國際展會、學術會議、開源社群與跨國 NGO 論壇。RightsCon 事件提醒我們：當公民社會場域也被納入施壓範圍，一名台灣工程師、一位研究者、一家新創的國際參與，都可能在毫無預警下被取消資格。 這不再是遙遠的外交新聞，而是一種需要被納入風險評估的營運變數——投稿國際會議、申辦海外活動、參與跨國協作時，主辦地與中國的關係、報名文件對「國籍/地區」的認定方式，都可能成為隱形的門檻。對這些個人與小團隊而言，最務實的準備，是預先掌握替代管道、與理念相近的海外同業建立直接連結，別把單一國際場域當成唯一的出海口。

北京收走的是座位，但它真正想收走的，是台灣與世界之間那一條條看不見的線。這場工程能不能得逞，最終不取決於某一場大會的點名簿，而取決於台灣能不能在被關上的每一扇門之外，替自己開出更多扇窗。